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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《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》，以及有关法律、法规建立的，依照法律规定，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，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，预防和减少犯罪，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。

     从处罚法定来看，我国宪法规定，“一切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” ，作为宪法性文件的《立法法》第8条规定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，只能制定法律。劳动教养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，并不存在真正的“法律”渊源，公安部制定的《劳动教养试行办法》从性质上来说属于部门行政规章，未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，规章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措施，而且劳动教养也不是《行政处罚法》明文规定的处罚种类。劳动教养制度缺乏法律依据。它在处理违法上发生了一定的作用；但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违背宪法的消极作用。

     从法律保留的角度看，非经特别授权，行政机关不得以行政立法的方式制定专属立法机关立法权限的事项，如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，法律是绝对保留的。劳动教养制度明显违反了法律保留原则，行政立法不能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，设定公民基本义务。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，然而这种规定只是通过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来进行调节，与法律保留的基本精神不相符。

     从比例原则的角度看，坚持比例原则，就是在限制人权时要尽可能地少地牺牲个人利益，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保持平衡。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，不需审判，甚至剥夺了被劳教人员上诉的权利，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，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，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，还可延长为4年。最严厉的行政处罚是行政拘留，拘留期限不得超过15天，可属于行政处罚的劳动教养却长达1－4年。如此看来，劳动教养也显然不符合比例原则。

     从劳动教养的程序看，对需要收容劳动教养的人，由省(区、市)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下设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。被决定的劳动教养期限大多数为一年，少数为一年半左右，极少数为三年。被决定劳动教养的人对决定不服的，可以提出申诉，请求复议，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，经复查事实确凿，本人还不服的，则应坚持收容劳动教养。但是从实际来看公安机关是事实上的审批机关，同时劳动教养的调查和申请者，在公安机关与被劳教人员之间，缺乏一个居中裁判者，不需法院裁判，不需检察监督，当事人没有提出回避和请律师辩护的权利，公安机关便可通过内部报批程序就可以将被劳教人员送往劳教所。因此，劳动教养程序违背了公开、中立、独立的正当程序要求。

     从以上四个方面来看，劳动教养都不能属于行政处罚，而应当属于行政强制措施。劳动教养是一项倍受争议制度，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都存在诸多缺陷，实施过程极易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。但是，它仍然是我现行存在的一项法律制度，因此，明确劳动教养的法律性质属于行政强制措施，有利于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及时纠正行政机关违法行为。